Richard Sennett對城市有一個經典定義，他認為“城市就是一個陌生人(stranger)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”。“在陌生人的交往中，能否存在一種真正的公共生活？”帕爾默認為，“在人們相互之間有直接的體驗，產生感情的共鳴，體驗到人們之間是相互依賴的……在人們有許多機會可以在公共領域進行互動，而這種互動又能夠吸引和鼓勵人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，社群的愿景和現(xiàn)實便來到了。”公共生活能使擁有共同領地（如社區(qū)）的陌生人聚集到一起，這表明人們有相互承認的需要，也有生活在一起的沖動。這種互動必須有適宜和促進的公共場所，這樣的場所盡管是物質的，卻能提供大家認同的城市意象，能團結和引導人們加入共同體中進行交流與互動。
 
    列斐伏爾指出，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，那么“改變生活方式”、“改變社會”等都是空話。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圍繞人們在無數(shù)次分離聚散的場合，與出出進進的人們不斷互動進行的。人們可通過人際互動所發(fā)生的空間的質量來確定公共生活的性質。建設環(huán)境公共價值領域一定是要能夠促進陌生人有效交往的場所空間，適于健康公共生活的建設環(huán)境才稱得上真正有公共價值。公園、廣場、街道、咖啡館、畫廊都是公共生活的領域，陌生人在此相遇，相互寒喧、分享共同的興趣愛好。而集會、辯論等活動更使得人們相互交往的機會成倍增加?，F(xiàn)代主義城市規(guī)劃形成的功能分區(qū)把鄰里、商業(yè)區(qū)、公園、廣場分割開，這種空間安排不利于人際互動發(fā)生，也損傷了健康的公共生活。
 
    中國城市社會的發(fā)展脈絡與西方全然不同，市民的“公共生活”與“公共領域”尚未發(fā)育成熟，更未經歷過“公共領域”的衰落。中國缺乏市民社會這一中間領域，反映在城市建設環(huán)境中，公共價值領域極其微弱，因此公共生活意義上的“廣場”、“公園”難以產生。古代城市除廟宇的前庭可設戲臺，以及舉行廟會活動、商業(yè)交易的碼頭、橋頭等少數(shù)集散性廣場作為公共空間外，大多數(shù)“公共空間”都具有很強的私密性。如衙前的前庭，不是供公眾活動使用，相反，還要求公眾肅靜回避；又如宮城或皇城前都有宮廷廣場，但不研放。明清北京城的“T”字形宮廷廣場（今天的安門廣場）三面入口處都有重門，嚴禁市民人內，以顯示宮闕門禁森嚴的氣氛。“可謂自封建帝國開始不久，我們社會與城市里的公共，就與國家糾纏不清了。”
 
    由此，創(chuàng)造“作為一種公共生活場所”的建設環(huán)境公共價值領域，其實是期望有助于塑造中國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，促進市民互動、交流、辯論，而達致社會公共性的普同。當代西方國家擔憂自由主義下的個人私權極度發(fā)達，而導致“公共”的喪失；中國語境下恰恰相反，由于傳統(tǒng)中國歷史和政治慣性，當代公共生活與日常生活正面臨新的一輪權力一技術一商業(yè)三位一體宰制的雙重困境，我們面臨的不是在強大的個人主義面前公共生活的萎縮，而是一個從未有過的、真正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間的塑造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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